如果你爸很有錢你要做什麼？－權貴參政真的會提升政治平等嗎？

（9/17 重新整理一些論述上的問題；9/18 再次整理論述；9/30 修正譯名。）

最近某個候選人，就是家裡比較有錢的那一個，他發佈了一個廣告，根據報載，廣告內容是：

找了一群人到「攝影棚」裏面，問他們「你爸有錢的話，你要做什麼？」或「你有錢的話，你要做什麼？」，各種的「環遊世界」、「買名牌包」等回答，對於某某某（該候選人）決定參選，廣告中年輕人的回應則是「他蠻傻的」、「做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我不要跟某某某一樣」。

最後，那一位他爸爸真的很有錢的候選人再出現說他要「選市長」。

該候選人的候選總部還表示：「訪問過程中，幾乎沒有一個年輕人，在有錢之後，還願意走上辛苦的公共服務之路，沒有人願意像某某某一樣，把自己奉獻給某某市、社會大眾」

恩……. 不予置評，不過，這個廣告所提出的一個問題：「為什麼你很有錢或者說你爸很有錢，你還要出來參與政治？」，倒是滿有趣的，富有的人家、權貴階級、社會上層的既得利益者們為什麼會參與政治？自從這個廣告出現前，就已經有許多文章針對這個問題加以評論，大抵上權貴有錢，也想透過掌權來維護與增進其利益。

正因如此，我把問題限縮在我們最關心的層面上：「權貴參政並當選成為官員後，有可能會提升個人的政治權利或政治公平嗎？」，也就是說，不缺錢、不缺權的這類人跳進去搞政治、談改革，或者是給下層階級政治上的好處的原因是什麼？

以下，我們將從「政治平等運動過程」切入，接著探討「特權階級會促進政治平等的諸種原因與條件」，包括情緒與自利性原因，最後，檢討「在台灣，如果我們投票選擇了權貴作為官員的話，他是否可能促進我們的政治平等與權利？」。

 

政治平等運動簡述

美國政治學家道爾（Robert A. Dahl）在其著作中，長期的關注政治平等（political equality）與政治制度的議題，對於政治平等的追求，道爾約略地區分為幾個階段：

1.  將特權正當化的學說教義：使得特權階層的統治有其理論上的正當性，例如，君權神授的學說。

2. 有關菁英統治下層階級的懷疑論：被統治的下層階級開始懷疑，統治階層強加給他們的低等地位是可以被正當化的嗎？

3.  較好的生活狀況：經濟狀況轉好，產生新興的中產或資產階級。

4. 逐漸增加的求變壓力：經濟、社會結構轉變，加上對不公義的反對，使人們要求改變現狀。

5. 從支配階層來的支持：支配集團中某些人基於各種理由對下層階級的幫助。

6. 下屬階層獲得成就：諸種政治變化的因素，使原本的下層階級獲得權力、影響力、社會地位、教育與收入等好處。

本文關注的則是上述的第5部分：「支配階層的支持」，所謂支配階層的存在與政治體制為何並無必然關係，無論是獨裁專制、一黨專政、民主制度或是像台灣這樣的政黨力量失衡的情況，都會形成一個堅固的、複雜的結構，這個結構中的人們把持著極大的政治權力，因而對於受統治的人民可以擁有什麼政治上的權利有著支配的可能性，我們接下來就會提到，即便是在已經早有選舉制度的美國，某些人的政治權利的有無，除了反抗、革命而獲得之外，支配階層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基於此一理解，更清楚地來說，我們問題：「在一個堅固的、複雜的統治集團裡，這些享有特權與財富的官員（支配階層），如何可能推進政治平等？」，亦即，支配階層在什麼理由下會對下層階級釋出某些特權或政治權利。道爾認為，這些把持統治權力的特權階級之所以支持下層階級獲得政治平等的權利，其理由可能各式各樣，諸如道德的說服、同情、機會主義、恐懼暴亂、恐懼自身的財產安全與政權正當性受到威脅等等，分析其中能夠使得特權階級改變的因素，主要有兩個層次：

其一，是「情緒」，即人們普遍具有的「對公平的敏感與同理心」的天性；

其二，是特權階級的「自利心態」或「政治野心」。

 

公平與同理心

道爾認為人類的「情緒」在追求政治權利與政治平等的過程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而在人類天生具備的諸種情緒表現中，有兩種情緒可能讓個人採取行動，或實踐超越自我利益的行為：

1. 對公平的敏感度

2. 同理心

對公平的敏感度，係指人們天生就會對於公平與否產生反應，比方說：

A、B兩人是同事，辦事能力差不多，長相也沒有所謂帥不帥的差異，但是老闆就是給了A兩倍的薪水。

人類在面對不公平的事情時，一些激烈的嫉妒或羨慕等強烈情緒就會被挑起，有機會的話就會在行動中表達出來，無論是透過口頭宣誓還是個人／群體的努力來實現。除此之外，人類還具備有限的同理心，道爾認為：

我們的天資，和我們的固有人性，提供我們發展同理心的能力，或至少是發展它的潛力。

不過同理心是有限的，人們不可能像墨子所描述的那樣「兼愛」，同理心是有所等差的，不是我們不可能充滿大愛，而是因為這種等差是必要的，如新達爾文主義主張，如果我們真的對所有痛苦都能感同身受，我們大概也活不下去了，因此：

同理心只有非常有限的力量，可以誘使我們為了不相干的人的利益，而犧牲我們自己或與我們關係密切的人的幸福與好處。

不過，回過頭來看，道爾認為同理心雖然有限，但搭配了同情心以及其他複雜的因素，某些時候，一些團體也能夠建立起一種文化或體制，並發揮了保證他人的政治權利的作用。

 

特權階級的參與

我們很容易理解下層階級為什麼會起身反抗，但有時候特權階級也會起身參與甚至提供領導協助，其理由是什麼？道爾認為，特權階層在無所不用其極的保留他們的特權之餘，可能因為下面幾種原因，而願意為下層階級釋出某些權利：

1. 同理心，對於下層階級的遭遇感同身受。

2. 害怕暴力，害怕武力施加於自己身上。

3. 害怕革命的可能性，擔心自己的特權被剝奪。

簡單來說，特權階級當然希望永遠當特權階級，最好在積攥了無數財富後，還把所有權力握在手中，讓下層階級為他們做牛做馬，無論要藉由什麼方式，只要能把下層階級壓抑著，特權就可以永遠維持著、永遠過著「眾人皆差我還好」的高高在上的生活，因此要特權階級將權力下放，勢必要面臨許多困難，特別是因為特權階級通常也是握有資源最豐富的一群人，從而，特權階級之所以願意將某些權力下放，除了同理心外，更多是出於「功利的考量」，如果群眾有極高的可能性對他們施加暴力或威脅推翻他們的統治權力/正當性，這些人衡量後發現「下放一些特權給下層階級的代價比較低」，特權階層便很有可能在利害折衝之下，答應讓下層階級有投票權等等的政治權利，不過參照歷史經驗，通常特權的下放，一開始都是限制重重，比方說只給有繳稅的人有投票權，後續仍需要非常多的努力，才能逐步進展成：所有成年男性有投票權，或達成全體人民都有投票權的境界。

不過，還有另一種可能，會使得特權階級願意為下層階級付出，那就是：

野心，特別是政治上的野心、追求自我歷史定位的強烈企圖。

美國1957與1964年的民權法案與投票權法案，賦予了南方黑人參政的權利，不過，在爭取黑人參政權利的過程中，並無所謂革命的威脅存在，那麼這些法案是如何克服了強烈的想否決黑人參政權的南方議員的阻撓呢？許多人將此一功勞歸諸於當時的參議院領袖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是他高超的精力與政治手腕使得南方黑人的參政權得以實現，而後他當上美國總統，也盡力地推動了更為先進的保障黑人參政權的法案，為什麼詹森會這麼戮力於提升黑人的政治權利？就其動機而言，有兩個層面的分析：

1. 詹森是德州人，對於非裔美國人，抱持著「同理心」與「南方偏見」混合的一種矛盾情感；

2. 詹森的強烈政治野心，從當參議院領袖起，他為了當總統而支持1957年民權法案；當上總統後為了連任來進一步推動1964年民權法案；最後，為了個人「歷史定位」而在1965年通過另一個關於民權維護的法案。

總的來說，有限的同理心不足以造就詹森，反而是他的政治野心與追求個人「歷史定位」的企圖使他致力於促進黑人的政治權利，但我們應該要反思是：的確，個人會受到追求某種事業的野心或歷史地位的驅動，而全心全意的追求某種目標，但倘若我們將對上層階級的期待訴諸於他自身的利益計算之上，無異於是在賭博而已，況且對於個人政治野心、追求歷史定位這件事上來說，並不能保證會帶領國家往好的方向走，有時更可能會讓國家陷入危險、陷入領導者個人的幻想之中。

道爾當然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因此，他認為，雖然情緒、功利計算或是個人的動機對於促進政治平等與政治權利有相當的影響力，但要真正的推動政治權利的發展，仍有許多更為複雜的因素在交互作用之中。

 

我們應該停下來想一想

選舉到底是在選擇什麼呢？誇大的政見、所屬的政黨還是個人的特質？代議政治經常在發展數年後，淪為「他好帥我投他」之類的非常表面的判斷，大家開始注意候選人的樣貌、舉止與談話的語氣等等屬於「形象」的東西，反而忽略了在選舉中應該要更為注意的該候選人的實質內涵何在。

今天我們面臨的是：「是否要將公認的黨國權貴送進市政廳」，這並不是件芝麻蒜皮的小事，因為我們將使黨政權貴有機會握有極大的權力與資源，雖然逢權貴必反並非正確的態度，但選擇權貴與選擇其他人的確有不一樣的地方，正如前面某個家裡很錢的候選人發佈的廣告所提出的問題：「為什麼已經很有錢又有黨政勢力的人要出來選舉？」，或是不斷的要說服大眾「他的錢是自己賺的」，這個連他們自身都要自清消毒的「權貴」議題，顯見社會上對於權貴掌政的重大疑慮，除此之外，權貴背後通常帶有複雜的利益結構，而這一個利益結構有著無所不用其極的維護其利益、權力與特權地位的傾向。

再者，以我國的體制來說，請神容易送神難，選上了通常反悔也來不及，罷免更是遙遙無期，更何況各種門檻、程序的刁難，使得人民能選但幾乎無法在以自己的力量將這些人撤換下來。因此，在這些罷免的法制尚未健全，人民的罷免權利無法落實的情況下，我們不能不審慎的看待今天要選的選舉人，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對於我們的問題：「將權貴推上統治階層是否能夠提升政治平等？」，倘借用道爾的分析來看，當前我們的國家，統治階層間已然是相互密切的裙帶關係的結合，這些人是目前台灣有錢有權的特權階級代表，但是我們為什麼要認為「在選舉中選擇他們的話，國家會變好？」，特權階級在攬有特權之餘，推進國家的政治平等的理由是什麼？在台灣，政府官員與候選人們的話語有許多證明了他們並非抱持著對下層階級的同理心，而特權階層所懼怕的暴力與革命在台灣都沒有發生，更何況，台灣選舉的基本面更是依然對於現有的特權階層有利，統治的穩定性根本不受影響，因此也更無須那麼認真的對待人民的政治權利是否受到推進。的確，他們也有強烈的政治野心，但目的經常是與財團以及外國勢力相契合的，而非是與人民站在同一陣線。

不過，當然可能還有許多複雜的因素會影響權貴的判斷，但以當前的諸多跡象看來，我們似乎看不到權貴懷抱有任何推動改革、促進政治權利的可能性，那麼為什麼人們還要無端的支持呢？

 

結語

「特權階層」、「權貴」是敏感的用語，或者有些人認為這是一種「標籤」（lable），但不可諱言的，特權階層在台灣的確是存在的，而且還不斷的在為自身的利益努力，罔顧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與政治權利的促進，這幾年，台灣黨國不分的政治體制與嚴重的裙帶資本主義帶來的後果越來越明顯，伴隨著無數黨國商人學者的荒謬言論、趁勢撈取政治油水卻毫無責任的公務人員以及台灣社會極為嚴重的階級分化與政治體制的不平等等現象，更遑論國家不斷不擇手段、一意孤行的向外靠攏、密室會談，對內自毀主權，卻又自詡是正義化身，甚至為貪商、貪官背書，種種的跡象顯示佔據統治地位的這些特權階層是如何地背離了人民與社會。

現實如此，黨國權貴一窩蜂的投身選舉，卻依然受到許多大眾的盲目支持，當然身為權貴可能不是錯，但身處利益結構之中卻毫無反省，看不見社會上的諸多事實，毫無同理心，社會又一昧的、盲目的包容，宣稱自己理性中立卻未曾反省：「選擇權貴真的會帶來好處嗎？還是我們不過是盲目的幫助維護整個特權結構呢？」，事實上，人們的不理性、濫情以及盲目的投票，正是維護了當前台灣不平等的政經結構的元凶之一。

權貴在政治結構中扮演什麼角色？他們有沒有可能帶給我們更好的政治上的平等，或是進展我們的政治權利？抑或是繼續維持不平等的統治結構、與財團勾結、貪污、操控司法、濫用情治與敗壞憲政？我們必須深刻的、認真的對待與思考這件事，台灣的民主才可能維持，平等的社會才可能存在。

最後，我沒有打算要求或是宣傳任何候選人，因為即便是一般人參政也不是沒有任何問題可以談，我提供一些分析，希望大家好好想想，選舉不是兒戲，請務必認真的想一想。

 

參考資料

Robert A. Dahl(2007), On Political Equal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obert A. Dahl，張國書譯（2009），論政治平等，臺北：五南。

Robert A. Dahl(2000), On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obert A. Dahl，李柏光、林猛譯（2010），論民主，臺北：聯經。

Ronald Dworkin(2008), Is Democracy Possible Here?: Principles for a New Political Debat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nald Dworkin，司馬學文譯（2007），人權與民主生活，臺北：韋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