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當偽君子還是真小人?-法實證主義與自然法論的一場爭論

Debate.034

日常生活中經常要面對許多不知道怎麼選擇的問題,小至「我要不要跟你好」,大至「該不該判你無期徒刑」,前者可能是你的私事,但後者的影響之大,不僅可能波及你我,更關係到整個社會,因此,後面這個「該不該處罰」的問題通常會是在社會中引發持續且強烈爭執的議題,特別是在某些狀況之下,「處罰與否」可能並不是「有法律規定啊」這種說法那麼簡單的,讓我們來考慮下面這個例子:

在納粹(Nazi)執政的年代,有一條法律規定:「講首領壞話的人,處以極刑」。

有個已婚的軍人A,實在受不了首領一天到晚叫他們做這個做那個的,因此在放假的時候,就跟他老婆B抱怨了首領有多煩,首領養了幾個小三之類的話,沒想到,首領有小三不稀奇,他老婆B在外面才有小王,而且還為了跟小王在一起,趁著A收假回營時,跑去跟檢察機關告密,A因此被判刑。

不過,B運氣不好,因為在A被處以極刑以前,納粹就戰敗垮台了,B因為告密的行為而受到審判。

這是有名的「告密案」的改編,其中,最大的爭論在於:「B到底該不該受到處罰?」,之所以會爭論這個問題,乃是因為「B先前的行為,是按照當時有效的法律所為的」,那麼我們如何在事後說他這個「合法作為」是應該被處罰的?這個疑難,引起了正反兩方的爭論,而這場論辯所凸顯的正是自然法論與法實證主義間尖銳的對立。

 

罰還是不罰?

在法庭上,B的律師主張:「B的所作所為都是按照當時的法律,豈能因為政權垮台就要處罰『合法的行為』呢?這根本是報復行為,不是公正的審判!」

不過,法官則認為:「即便依照當時的法律規定,B告密是合法的,但這樣的一條法律是過於暴虐無道的規定,這種規定的不正義超乎了任何人類所能容忍的限度,而顯然失去了作為『法律』的資格,因此,B的行為不是合法行為,而是一種『暴行』。」

對法實證主義者來講,他們無法想像,我們當下「合乎法律」的行為,有一天會被認為是「你遵守的這個不是法律,給我抓去關起來」,他們認為即便那條法律很壞、沒有公理或是說處罰太過度,但既然法律是由立法事實來確認的,立法機關通過了這條法律,那麼它就是法律(但並不代表法實證主義就是主張我們非遵守那種壞法律不可),而這個法實證主義的看法,基本上,也就是B的律師試圖要在法庭上主張的:

倘若法院可以任意地以「這條法律不符合正義」就否認了合法的作為的話,那麼人民勢必無所適從。

自然法論者並不這麼看,他們認為,法律的條件並非只有立法者通過與否的問題,還必須合乎某些公理、正義或道德,舉例來說,難道我們現在敢說因為希特勒當時對猶太人的暴行是都有法律授權,是合法的行為,所以不能處罰嗎?如此惡劣的法律難道還是法律嗎?這一個立場便是法官所抱持的見解:「並非所有的法律都可以被稱之為法律,它有其限度,逾越了這個限度,它就不是法律而是『暴力』。」

 

哈特與富勒的辯論

這兩種立場各自有它的好處,在本案中,法實證主義的說法,捍衛了法律的可預見性與安定性;自然法論則維護了大眾所認為的公理正義,這是個兩難且尖銳的問題,在二十世紀中,哈特(H.L.A. Hart)與富勒(Lon Fuller)以此案為本,進行了一場精彩的辯論,我將這個辯論重新整理了一下,以最簡單的方式帶大家瀏覽這場辯論的核心爭辯,首先,富勒認為:

獨裁統治無論用什麼冠冕堂皇的法律形式包裝都沒有用,只要這個體系過分的背離了秩序的道德、背離了法律體系自身的內在道德,它就不再是法律制度。

富勒的看法,正如我們之前所見,主張法律具有八大內在道德性,他堅持「法律的內在道德性與政權的邪惡目標是絕對不相容的,因為邪惡目標將必然破壞內在道德」,對於這樣的看法,哈特有不一樣的看法,哈特同意一個邪惡的政府往往訴諸秘密的或模糊的而不確定的法律來進行統治,但哈特還是強調要回歸現實,「必須尊重有規則存在的這個現實」的法實證主義立場,亦即,縱然那些法律不符合富勒所謂的內在道德性,但它就是存在!哈特並反駁富勒認為「符合內在道德的法律體系會比較不邪惡」的看法:

具備內在道德性的法律規則當然不會與每一種邪惡相容,它會排除一些邪惡,但也並不那麼絕對的與每一種善良目標相容。

接著,哈特在捍衛分離命題的基礎上,認為邪惡規則的存在是一個我們要尊重的現實,總不能任性的說翻臉就翻臉,更何況,在納粹德國,許多法律也還是符合內在道德的。

那麼回到案例來看,這個案例應該如何處理呢?富勒跟哈特雖然立場不同,但都同意藉由制定溯及既往的法律來處罰犯罪人,不過,原因完全不同:

富勒認為,他之所以選擇這個方法,並不是因為這個方法是用最「法律」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而是作為一種象徵、一種與過去的決裂,同時也是一種回歸:對於邪惡法律的否定意味著我們要回歸到捍衛法制原則與內在道德性上。

哈特則是認為,僅僅因為某個法律不符合道德或正義就要否定它是法律的資格,只是混淆視聽而已,我們應該坦白地面對問題,哈特認為我們在該案中面臨的只是個難堪的選擇:一種選擇是不處罰該犯罪人;第二種選擇,則是制定一部公開的、溯及既往的法律,並且明明白白的承認「我們就是要透過這個立法來處罰你」,但我們也要承認我們立這種法律的代價就是「放棄了大多數法律體系都接受的道德原則」。

簡單的說,富勒認為溯及既往的法律是作為對過去邪惡法律的否定,並重新回歸到正常的法治原則之上;哈特則是認為,我們應該老實一點,犯罪人的行為在當時的確合法,因此我們要嘛判她無罪,不然就坦然的以溯及既往的法律來處罰他,並以這個我們所創造的邪惡來換得我們認為的正義。

 

結語

這場論辯,有人以比較戲謔的方式比喻了論辯雙方的看法:

說一大堆決裂回歸的,但還是要處罰啊,這是偽君子的行為,這還不如坦率地承認「我就是要把你抓去關啦怎樣」,當個真正的小人還痛快的多。

事實上,該不該處罰?理由是什麼?從來都不是那麼容易的事,自然法論與法實證主義從來都不僅僅是書本裡、課堂上的所謂「惡法亦法」的討論而已,更是一個深切的現實問題 − 在罰與不罰之間,理論與世俗之間,並不存在那麼大的鴻溝。自然法論與法實證主義對於告密案的論辯,告訴我們,面對邪惡我們該如何應對,是像富勒一樣認為以否定法律來回歸正常,還是像哈特一樣,坦白地承認,我們創造了另一種邪惡(溯及既往的法律),只不過這個邪惡是我們不得不然的選擇,誰才是對的?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H.L.A. Hart(1958), Positiv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s, in Havard Law Rev. 71.

H.L.A. Hart(2013), The Concept of Law, 3r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Lon Fuller(1958), Positivism and Fidelity to Law – A Reply to Professor Hart, in Harvard Law Rev. 71.

Lon Fuller(1963), The Morality of Law,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on Fuller,鄭戈譯,顏厥安審閱,陳郁雯、王志弘、邱慶桓校訂,法律的道德性,臺北: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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