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預的限度-彌爾的傷害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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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欸欸欸你幹嘛?

B:跑步啊

A:誰准你這樣跑的,雙手要呈L型(直角),起步要先踏左腳,每步60公分(正負五公分),時速要在3公里以下。

B:我礙著你了喔,我要怎麼跑關你什麼事。

A:國家有規定啊,他們說這樣子跑步對大家的身體最好~

B:啥?

為什麼國家或群體可以干預你?尤其是你認為自己沒有做什麼傷天害理的事啊?或者說你只是想要過著自己想要的日子,想用自己的方式過生活、跑步游泳,為什麼不行呢?

對此,我們已經提過了干預的兩種基本的論據,其一,是先前討論過的「家長主義」,其二,則是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傷害原則」(the harm principle),基本上,後者是對前者的批判,亦即,傷害原則就是試圖對那種「哎呀我都是為了你好啊」的論據提出反駁,其所立基的正是彌爾以及其後繼者所堅持的以個人自由為最高宗旨的自由主義理念,接下來,我們就來談談傷害原則,以及傷害原則受到的諸多批評。

 

簡明原則

我們說,彌爾之所以提出傷害原則,乃是為了避免國家、群眾或個人以道德、宗教、習俗或家長主義等種理由就任意的干涉他人,但彌爾為什麼這麼擔心這件事呢?原來,對彌爾來說,一個理想的社會就應該要有充分多元的言論自由與自主的生活方式,他認為在一個足夠自由的社會,個人的人格才能夠充分開展,創造力也才能夠完整發揮,社會也會因此變得更好,他認為:

他本人的利益,不論是身體的還是精神的,都不能成為對他施以強制的充分理由。不能因為這樣做對她更好,或能讓他更幸福,或依他人之見這樣做更明智或更正確,就自認正當的強迫他做某事或禁止他做某事(Mill, 2003: 81)。

彌爾認為家長主義式的干涉不僅是對個體的自由的干擾,更是對個體的性格的蔑視,舉例而言,即便一個人酗酒傷身,只要那是基於其自主且成熟的決定,縱然該行為可能會危害他自己,卻也是該個人人格的展現,彌爾認為,只要是與他的人格相涉的,那麼,對他的干涉就是不正當的,因為一個社會無權決定它的成員該具備什麼樣的人格。

因此,為了探求關於政府何事當問何事不當問的一個一以貫之的原則,即國家對個人自由干涉的界限的問題,其關鍵存在於排除干涉的「消極」目的,並力主其「簡明原則」− 傷害原則(the harm principle):

違背其意志而不失正當的施之於文明社會任何成員的權力,唯一的目的也僅可以是防止其傷害他人(Mill, 2003: 80)。

如同我們已知的,傷害原則的理論對象,乃是為了反對家長主義,並且試圖論證一個足以劃分國家干預的界限,也就是以「傷害」的發生與否為標準,一個行為只要沒有對他人產生傷害,社會便沒有資格違背其意志而干預他,舉例來說:

小明是個酗酒過度的人,但他可不是為了酗酒而酗酒,他認為一直醉醺醺的時光是他完美人生的一部份,不過,問題在於,他酒品實在很差,總是在喝醉酒後上街鬧事亂打人。

對於「自主決定酗酒」這件事來說,正如前面所講的,彌爾認為只要那是他自主且成熟的決定,就是他個人人格的展現,不應該加以干涉,但酒品不好會打人這件事,彌爾認為因為對他人產生危害,因此國家可以「立法」處罰他這種行為。

此外,我們也可以舉一個現代的例子,即曾經運用類似彌爾傷害原則論證的沃芬登報告(Wolfenden Report),此份報告是針對成年人私底下相約的同性戀行為是否該除罪化而進行的調查,報告結論認為:

成年間私下的同性戀行為應該予以除罪化,因為刑法的功能在於保護公共秩序與合宜(public order and decency),保護人民權利不受外來侵犯或傷害,至於私人領域中的道德與非道德的判斷,則非法律所要干涉的領域。

不過,路上賣淫攬客行為仍然必須掃除,因為這種公然的攬客行為已經對他人的生活與社會秩序有所侵害。

最後,補充一點,彌爾並非完全的反對家長主義,而是反對一種對個人「人格」的自由開展有礙的家長主義,他也同意,在傷害原則的範圍以外,家長主義的存在可以保護心智不全、思慮不周的孩童與欠缺真實資訊與判斷而行動的個體。

 

公領域跟私領域真的能夠劃分嗎?

雖然說彌爾的理論乃是為了捍衛個體個性的多樣開展,而力求以一個簡單的傷害原則來劃分「不可侵犯的私領域」以及「公領域」,但由於其原則實在是過於「簡明」,因此廣受批評,主要可以將其批評歸納如下:

1.公私領域劃分不易;

2.傷害原則只是專斷教條;

3.導致無政府或無秩序狀態。

第一個批評是對於傷害原則的最主要的批評,亦即,我們如何藉由「傷害與否」來區分什麼是公領域的事情、什麼是私領域的事情?,高汀(M.P. Golding)指出,對傷害原則無法區分公私領域的問題,最終使得彌爾退守到「衡量」的方法上,比方說:

彌爾雖然同意一個人的所作的對於自己的傷害,可能會透過心理同情和利害牽涉,嚴重影響與他有親密關係之人,也會在較小的程度上一般的影響到社會,但彌爾卻堅持說這些傷害是偶然的,是社會為了自由這一更大利益所必須承擔的不便利(inconvenience)而已。

這種堅持正使得傷害原則失去依據,原因之一,乃是彌爾無法說明「涉己義務」的問題;其次,則是彌爾提出的這個「不便利」的說法實際上是在作「孰優孰劣」的權衡 (weighing),亦即,在比較「不便利」跟人類自由孰好孰壞,既然不便利是權衡的結果,那麼彌爾就陷入了一個難題:

自由是一種重要的利益,但它並不是無條件的重要利益,我們還是能夠將它與其他利益比較高低,也就是說,傷害原則最終承認了自己無法明明白白的透過「傷害」來區分公領域與私領域,而是只能透過衡量「做此事的自由」與「公共利益」間的優劣來判斷,而彌爾的判斷就在於他認為社會的利益必須讓給個人自由。

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解讀與高汀差不多,德沃金認為,彌爾承認個體的自我傷害或任何行為都可能對別人造成重大影響,但即便如此,個體的自我決定作為其人格的運作,仍不應由社會對之加以干預,因為社會無權決定其成員應該具有什麼樣的人格,但無論如何,彌爾的確在個體的自由與其他的利益中做了取捨,而這個取捨是不是真如彌爾所主張的那麼嚴格絕對,便是其理論中的一個疑難。

 

結語

自由主義者或反對自由主義的人們經常會以彌爾的這套傷害原則為基礎來進行批評,支持自由主義的人拿彌爾的理論來改良或襯托自己的理論;反對自由主義的人則認為把彌爾的這些說法駁倒算是完成了反駁自由主義的階段性任務。正反雙方的作為都顯示了彌爾的理論有其限制、有其缺漏,因而可以被討論、被檢視與改善,另一方面,彌爾傷害原則之所以與現代社會產生落差,也歸因於我們這個時代相較彌爾當時的社會時空環境來說,已經產生了極大的變化,我們對「人」的理解不一樣了、對隱私的理解不一樣了,以及對國家的職責也產生了不同的看法,凡此種種都讓傷害原則與現代社會間有些格格不入的地方。

不過,無論彌爾如何的受到批評,他所提醒我們的是一個典型的自由主義理念,而這個理念在任何讀彌爾的人 — 無論是贊成者或是反對者 — 的心中都將永遠的延續下來:

無論國家權力如何擴張、無論情況如何改變(即便面對恐怖主義),個體一定要保有一些絕對不容許任何人侵犯的領域。

 

參考資料

H.L.A. Hart(1982), Law, Liberty and Mor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L.A. Hart,支振鋒譯(2006),法律、自由與道德,北京:法律出版社。

John Stuart Mill (2003), David Bromwich and George Kateb ed. On Liber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John Stuart Mill,孟凡禮譯(2013),論自由,台北:五南。

Martin Golding,廖天美、結構群譯(1991),法律哲學,台北:結構群。

Ronald Dworkin (1978),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nald Dworkin,孫健智譯(2013),認真看待權利,台北: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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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oughts on “干預的限度-彌爾的傷害原則

  1. 無論國家權力如何擴張、無論情況如何改變(即便面對恐怖主義),個體一定要保有一些絕對不容許任何人侵犯的領域。—請問這句話的出處是哪裏?方便的話可以引下英文原文嗎?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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