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同志人權的一次勝利-英國沃芬登報告

wolfenden-014同性婚姻合法化議題近年來成為台灣討論極為熱烈的公共議題,正反論述頻繁的交鋒-不過,衡諸人類歷史,我們並不是唯一在同性戀議題上爭吵的國家,也不會是最後一個爭論同性戀合法化的國度。

在歷史的洪流中,有一份歷史文件在台灣這場同性戀人權討論中或許仍有一顧的價值。在英國,男同性戀行為曾經是刑法上的重罪,這項刑事罪名持續到1967年以後才開始逐漸的脫離刑法規範,而這段同性戀犯罪除罪化的過程中,發揮重要影響力的,是首次出版於1957年的官方調查報告-〈部門委員會關於同性戀犯罪與性交易之報告〉,人稱〈沃芬登報告〉。

這是一份在英美開啟同性戀人權新頁的歷史文件,不僅僅影響了英國,也影響了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對同性戀行為的法律規範,儘管其中有些看法可能不為現代人所接受,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報告的許多觀點跳脫於其時代的限制,也跳脫於所謂「大眾意見」的窠臼,真正的面對了「法律的角色是什麼」或是「法律的限度是什麼」的問題,在某個意義上,這也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遭遇的難題。

時代背景

回顧沃芬登報告的時代背景,我們得將時間拉回1950年代的英國。

二戰方歇的1950年代,瀰漫著濃濃保守主義風氣的英國社會,陸續發生了數件高社經地位人士涉及同性戀行為而遭起訴的案件,包括1953年因遭逮捕的約翰·吉爾古德爵士(Sir John Gielgud),以及1954年,蒙太古勳爵(The Lord Montagu of Beaulieu)、麥克・比特-瑞福(Michael Pitt-River)與彼得・沃爾德布拉德(Peter Wildeblood)因與一位工人階級年輕人發生同性戀行為遭起訴,並獲法院判決12至18年不等的徒刑等事件,引發了當時英國社會一陣譁然。

除了高社經地位人士涉及同性戀犯罪外,1950年代的英國,同性戀犯罪數量大增,光是1952年,針對男性同性戀行為(sodomy)的追訴便有670件,男性同性戀未遂(attempted sodomy)案件更高達3087件。儘管高社經地位人士涉案以及對同性戀行為的大量起訴,已足以引發當時英國公眾對於「私下相互同意的同性戀是否應該成立犯罪」的熱烈討論與爭辯,但真正促成英國政府任命調查委員會的背後原因還包括了:

(1) 法院對同性戀犯罪的判決差異極大;

(2) 精神病學界相信同性戀應該被視為一種疾病而非犯罪;

(3) 同性戀因害怕犯罪而易於遭受敲詐勒索;

(4) 警察機關以誘捕偵查的方式構陷同性戀犯罪;

(5) 大眾媒體對同性戀普遍歇斯底里的態度,

這些原因都使得英國政府不得不正視同性戀犯罪的問題。

為了回應輿論所要求調查關於同性戀及其審判的相關法律,與顯著增加的對男同性戀犯罪的追訴,聯合王國內政大臣(The Home Secretary of the U.K.)於1954年8月24日,正式指派了由15名各領域人士所組成的「同性戀犯罪與性交易委員會」,並以約翰・沃芬登爵士(Sir John Wolfenden)為主席,因而被稱之為「沃芬登委員會」(the Wolfenden Commitee)。

沃芬登委員會花費3年時間,歷經62場會議,包括32場對證人的口頭訪談後,終於在1957年以12人贊成、1人反對的比數下(委員會中有兩名成員於1956年辭職)作成〈部門委員會關於同性戀犯罪與性交易之報告〉(The Report of the Departmental Committee on Homosexual Offences and Prostitution)-人稱〈沃芬登報告〉(The Wolfenden Report)。或許是因為報告內容牽涉到傳統英國社會的敏感議題,〈沃芬登報告〉甫出版第一刷5000本便隨即搶購一空,一時洛陽紙貴,但隨之而來的還有各方猛烈的批評與英國國會對於是否採納報告建議的激烈辯論。

通常來說,英國國會大多尊重調查委員會給出的建議,會盡可能以委員會報告的建議來進行修法,但沃芬登報告的建議帶來的社會爭議,卻使得國會對於採納與否踟躕不前。原來沃芬登委員會的報告受託針對英國對「私下相互同意的同性戀行為」與「性交易、攬客」的法律規定與法律實踐進行調查,其結論認為:

1. 成年人私下相互同意的同性戀行為應該不再是刑事犯罪。
2. 關於在大街上性交易攬客的行為應該予以掃除與處罰。

第二項關於處罰與清除大街上性交易攬客行為的建議,大家比較沒意見,因此,於1959年便被採納為法律,然而,第一項就成年人私下相互同意的同性戀行為除罪化的建議,卻引來了宗教界、政治界,甚至精神病學界的諸多譴責。在政治場上,儘管在上議院辯論的結果決定採納委員會建議,但當時的內政大臣大衛·麥克斯威爾-菲夫爵士(Sir David Maxwell-fyfe)則對大眾能否接受這項改革表達疑慮,要求更進一步的研究,而拒絕履行委員會的建議。儘管少了政府的支持,但對於成年人私下相互同意的同性戀行為的改革呼聲於英國社會與政治場上仍然存在諸多討論,直至1967年改革法案才露出一線曙光。

直到沃芬登報告出版十年後,國會議員里歐·阿伯斯(MP Leo Abse)在工黨內政大臣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與總理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的支持下提出性犯罪法案(the Sexual Offences Bill),以極小的差距獲得國會通過。縱然該法案並未完全採取沃芬登委員會的建議,並針對成年人私下相互同意的同性戀行為加諸更多隱私與資格方面的限制,但沃芬登委員會的建議總算在某個程度上終於獲得法律的採納,也為爭取同性戀與異性戀行為在法律上的同等地位的議題上開啟了重要的一頁。

沃芬登委員會的任務與方法

沃芬登報告被指派針對以下問題展開調查:

1. 關於同性戀犯罪與因本罪而受法院判決之人的處遇的法律與實踐。

2. 關於基於不道德目的所為之性交易與攬客相關的刑事犯罪之法律與實踐。

*既然本文主要的焦點在於同性戀人權議題,那麼我們就暫且不管性交易的問題。

沃芬登委員會認為處理此一問題的方法,不在於廣泛的自神學、社會學或精神病學中取材,而是從研究法律的功能的過程中,去界定法律干預個人行為的限度何在:

我們的主要責任在於去考慮,在什麼程度上,同性戀行為與女性性交易行為應該受到刑法的譴責,這為我們帶來的難題是,如何去決定什麼是刑事犯罪的基本要素。

儘管就什麼是構成或應該是犯罪(crime)的問題並不存在毫無爭議的答案,縱使將「犯罪」定義為「國家處罰的行為」也無法回答「什麼行為應該被國家處罰」。因此,沃芬登委員會基於其調查的需要,提出了他們認為的「刑法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the criminal law)的一組見解:

正如我們所見,在這個領域內,其(指法律)功能在於保護公共秩序與合宜性、保護公民免於侵犯與傷害,以及為對抗剝削與對他人的腐化-特別是那些因為年輕、身心衰弱、無經驗或是處於特殊的物理上、官方與經濟上的依賴而特別脆弱之人-提供足夠的保護。

並且,

以我們的觀點,法律的功能不在於干預公民的私人生活,或是尋求去強制執行任何超過實現我們已經勾勒的目的的必要性之特定行為形態。這意味著,我們不相信法律的功能在於試圖去涵蓋所有領域的性行為。特定形式的性行為被許多人認為是罪惡的、道德上錯誤的,或是基於良知、宗教或文化傳統理由而反對,且這些行動或許在這些基礎上受到責難。但刑法在現今並不涵蓋所有這類的行為。

由此,沃芬登委員會其實是區分了一個行為受到法律干預的正當性與該行為的本質兩個不同的問題層次,報告中明白認識到「同性戀犯罪」與「同性戀的本質」乃是兩個不同的問題。針對前者,即對於同性戀行為與性交易的法律與實踐的問題,或者說將同性戀行為、性交易視為犯罪的正當性的問題,委員會認為解決的關鍵在於對「法律的功能」、「法律的限度」的探索,而不在於對同性戀或性交易的道德、社會、精神病學或生物學等理論成因作全盤的檢驗;另一方面,委員會只在基於法律責任歸屬與醫療處遇的理由上來對同性戀的本質進行調查,以法律責任為例,如果同性戀是一種疾病,那麼一個人為同性戀行為並不應該使之負擔法律上的責任。委員會因而從精神病學、生物學等面向作了詳細的調查,最終結論認為,將同性戀歸類為需要精神病學介入的心理疾病是欠缺足夠根據的。

總的來說,對於所被指派調查的問題,委員會將問題的解決的主軸放在對法律限度與干預本質的探索,對同性戀的本質的研究只是附加的調查而已。或許正是因為沃芬登委員會的這番見解,使得有學者評價,沃芬登報告對於同性戀犯罪的研究更像是一種「哲學性」的探究。

報告的論點

既然沃芬登委員會認為,要回答關於同性戀犯罪的法律與實踐的問題,必須回到法律的功能與限度這項議題上展開探索,那麼對沃芬登委員會來說,如何劃定法律干預的限度呢?

針對所待調查的同性戀犯罪,沃芬登委員會重申了法律的主要功能,包括以下兩個面向:

1. 保護年輕與具心智缺陷之人
2. 保障公共秩序與合宜性(decency)

第一個面向具有家長主義(parentalism)色彩,委員會認為,行為人對年輕人與具心智缺陷之人為同性戀行為必須受到刑法上的譴責,因為這類型的人在身心等方面相對脆弱;至於第二個面向,委員會則指出,唯有同性戀行為發生在公共場合者才應該是犯罪行為,因為這影響到了他人也冒犯了公眾。當然,這兩種處罰的理由不因為是同性戀性行為還是異性戀性行為而有差異。

這兩個面向分別對應了當時英國現存的兩類同性戀犯罪,一則是成年人對青少年所犯的同性戀行為;二則是在公開場合犯同性戀行為,但對委員會來說,仍存在一種第三類的同性戀行為是否應該是犯罪的問題,那就是,成年人間私下所為的同性戀行為。

對此,委員會維持一貫的立場認為:

我們不認為法律去關切一個人的私下的所作所為是適當的,除非該行為可以被呈現為與公共善相違背,以致於法律本於其作為公共善的保護者的功能而應該介入干預

基於這個立場,委員會檢視了三個支持處罰「成年人間私下所為的同性戀行為」的主張:

  1. 該行為是對社會健全的威脅
  2. 該行為對家庭生活有損害的效果
  3. 一個曾與其他男子涉及該行為的男人可能會將其注意力轉向男孩子

委員會一一否定了這三種主張。委員會認為,第一種主張是一種毫無證據、假設性的觀點。這種主張的根據基本上就是一種對「非自然」(unnatural)、罪惡(sinful)與厭惡(disgusting)的反感,但無論這種道德信念或直覺感受有多強烈,都不足以成為管制個人隱私或以刑法規範的有效基礎。

再者,關於第二種主張,委員會反駁道,儘管同性戀行為破壞家庭和諧有實際案例,不過,除了同性戀行為外,通姦、肛交,甚至是女同性戀行為(但當時英國刑法並不處罰女同性戀)也可能破壞家庭生活,但這些行為卻不是刑法所過問的行為,委員會因此認為,這種主張同樣不構成刑法處罰同性戀行為的正當理由。

至於第三種主張,委員會認為這涉及弱勢年輕人因而必須嚴肅看待,但引述權威研究指出這種可能性並不高,因為成人同性戀更傾向於既有的伴侶,研究甚至指出,如果將同性戀行為合法化反而能夠減少這種情事的發生,理由是,在同性戀行為仍是犯罪的情況下,尋找男孩而非成人進行同性戀行為,將使得同性戀者能夠更可能免於被揭發或勒索,因此同性戀犯罪化反而使得同性戀者更有理由尋找男孩為同性戀伴侶。

檢視並反駁了以上三種主張後,委員會考慮了另一個反對的論點,這個論點認為:

更動現有對同性戀行為的法律規定,使私下相互同意的同性戀行為不再是犯罪,不僅要求一般公民必須此類行為加以容忍,更可能使得同性戀行為大量發生。

委員會認為,儘管公民的容忍是必要的,但這個主張過度地誇大了法律對人類行為的效果,在同性戀行為方面,透過法律禁止或許能夠遏止一些人從事同性戀行為,但事實是,同性戀行為在近年也不斷增加,法律的干預對於同性戀行為的發生並沒有發揮應有的效果;再者,就容忍這件事來說,一個本來就對於同性戀行為抱持厭惡態度之人,即使法律允許同性戀行為,同性戀行為在他們眼裡也並不會因此變得比較不令他厭惡,換句話說,就算同性戀受到法律規制,這些「被要求容忍同性戀的一般公民們」還是在忍耐他們心中看不過去的同性戀。

在一一反駁了反對「成人私下同意的同性戀行為」除罪化的主張後,委員會提出了一項自認具有決定性重要性的論點:

社會與法律應該給予個人選擇的自由,以及私人道德中的行動自由。

進一步來說:

除非社會刻意嘗試透過法律,去均衡犯罪與罪的範圍,否則,便必須維持一個私人道德與不道德間的領域……這個領域並非法律所能過問。

這麼說並非是為了譴責或鼓勵私人的不道德。相反的,強調道德與不道德行為的個人與隱私本質,正是強調個人對其行為的個人與隱私的責任,這是一種成熟主體可以被合理期待對自身負責而無需透過法律懲罰加以威脅的責任

基於上述的理由,委員會建議,成人間私下同意的同性戀行為應該不再是刑事犯罪,並以12比1的壓倒性票數通過報告。報告的出版使得英國各領域一時間爭議不斷,委員會中唯一的反對者,詹姆士・阿黛兒(James Adair),這位前蘇格蘭檢察官,不僅撇清自己跟沃芬登報告決定的關聯,更宣稱放寬對同性戀的法律規範無異於使得許多同性戀者可以「合法的放縱」(licensing licentiousness),但令人感到有趣的事情是,似乎該受到教會譴責的這份報告結論,卻受到當時的坎特伯里主教傑佛瑞・費雪(Geoffrey Fisher,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的支持。

從法理論的角度來說,沃芬登報告主張公眾、公共善與弱勢的行為與私人的道德與非道德行為應加以區分,後者並非法律干預的對象。這意味著一項傳統且常見的區分,亦即「公領域」與「私領域」間必須相區別的問題,這種區分同時也與自由主義的「個人自由」(personal liberty)命題不謀而合,個人自由認為,個人有著不受國家侵犯的神聖領域,並基於此限制自由主義國家對個人強加任何形式的價值觀,這種個人自由的觀念被認為是自由主義傳統中標準的自由觀。

結語

一言以蔽之,報告的結論可以用前述的坎特伯里主教傑佛瑞・費雪的這句名言總括:

In a civilized society, all crimes are likely to be sins, but most sins are not and ought not to be treated as crimes. Man’s ultimate responsibility is to God alone.

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裡,所有的犯罪幾乎都是罪,但大多數的罪並不也不應該被視為犯罪。一個人最終只對上帝一人負責。

儘管從現在的觀點來看,沃芬登報告的某些內容可能被認為很奇怪,例如,這份報告基本上認為同性戀行為是一種「罪」(sins)或「不道德」(immoral),只不過「那是法律管不著的事情」,但如今對許多人而言,同性戀行為並不是「罪」,也沒什麼道德對錯的問題(反同陣營倒是頗堅持這種看法);但另一方面,沃芬登報告也有許多值得現在的我們回頭一望的地方,例如,儘管沃芬登報告對同性戀本身的研究興趣不高,但卻以官方報告的身份接受了1940年代金賽博士(Dr. Alfred Kinsey)的研究,宣示「同性戀不能被合理認為是一種疾病,因為這是一種能與身心其他方面完全正常之人相容的表徵」,而現實社會中,同性戀真正從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內的精神疾病清單除名則是1973的事情了,還有,從沃芬登報告反駁的那些反同性戀論據中可以看到,其實反同性戀的一派的某些說法居然自1950年代至今還在用,也是閱讀歷史文件的過程中經常發現的歷史偶然。

總括沃芬登報告的影響,在同性戀人權的面向,沃芬登報告最大的貢獻在於促成了同性戀行為的除罪化,並且推動了同性戀行為與異性戀行為在法律上的平等的改革,同時也駁斥了許多對同性戀的誤解。沃芬登報告所主張的哲學論據更在美國、加拿大等其他國家的性別法律改革上起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在法理論的面向,沃芬登報告則開啟了關於「法律的限度」或「懲罰的正當性」議題的戰火,最著名的一場論爭,就是英國法理學家哈特(H.L.A. Hart)與英國法官德夫林勳爵(Lord Patrick Devlin)的論辯。

軼事

關於沃芬登報告,有些軼事可談。

儘管沃芬登報告可以說是走在時代前面,但報告內容對同性戀人權有利,並不意味著委員會中的這些委員們人人都真心的喜歡同志,例如委員會主席約翰・沃芬登爵士就是一個例子。

儘管沃芬登爵士被指派為委員會主席,他本人其實並不喜歡同性戀,但在他任職於委員會期間,他卻發現他的兒子傑瑞米・沃芬登(Jeremy Wolfenden)是同性戀。

沃芬登爵士頭銜很多,在沃芬登委員會後,他還曾被指派任職於大英博物館,還受封為所謂「終身貴族」(life peer),但在他身後,讓他最為家喻戶曉的卻是這份以(他不喜歡的)同性戀為主題的沃芬登報告。

1997年,沃芬登爵士還在Pink Paper(Pink Paper (500), 26 September 1997, p. 19.)「前五百大女同志與男同志英雄」(the top 500 lesbian and gay heroes)排行中名列第45。

 

參考文獻

Brian Z. Tamanaha(2004), On the Rule of Law: History, Politics, Theory,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laude J. Summers(2015), Wolfenden Report, GLBTq. url:http://www.glbtqarchive.com/ssh/wolfenden_report_S.pdf

Philip French(2007), We saw the light, but too late for some, The Guardian, url:https://www.theguardian.com/theobserver/2007/jun/24/features.review27

The Wolfenden Report(1963), New York: Stein and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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