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彌爾(二)-表裏一致的自由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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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篇文章裡,我們看到,彌爾堅持將自由學說建立在效益主義上的做法,似乎帶領他的自由理論走向錯誤。理由在於,在效益主義傳統的觀點下,「自由之所以有價值,在於它是一種工具,而不是目的」(Berlin,1986:306),因此,要在排除外界道德考量的情況下,自由要作為一種權利而存在於效益主義之中是不可能的,帶來的後果就是十九世紀的主流看法認為,「他(彌爾)始終是一個不融貫且單純七拼八湊的思想家,在他的著作中找不到融貫的學說」(Gray,Smith,1991:1-2)。

但真的是如此嗎?從20世紀再度掀起的一波「彌爾熱」,許多研究者投身於對彌爾自由理論的再評價,他們發現,彌爾被過往的詮釋所曲解,彌爾其實是一位理論一貫且充滿想像力的思想家。

 

行為效益主義與自由理論的不相容

讓我們從效益主義的兩個基本類型開始說明這一切。

基於效益主義是一種後果論式的道德理論,因此,在應用上可以區分為以下兩種基本類型:

行為效益主義(Act Utilitarianism):一種至少能與其他替代行為產生同樣效益的行為是正確的。

規則效益主義(Rule Utilitarianism):一種行為的正確性仰賴於一條能夠促進效益的規則來評價。

彌爾的自由優先理論與行為效益主義有著顯然不相容的地方,理由就在於,行為效益主義帶有排除規則、極大化效益的目的,也就是說,若每個行為都是效益最大的行為,人們全部的行為所能創造出來的效益,就會是所有可能性中最高的,但服從道德規則或道德權利等絕對規則時,行為的效益往往是受到壓制而不符合最大效益的目的,因此是不正確的。由於彌爾的自由優先性的論點約束了某些行為選擇,因此,限制了行為帶來的效益,而非最大化行為的效益。舉例來說,如果今天把一小群人關起來,社會上的多數人會過得更高興,根據行為效益主義,那就去做吧,關他們吧,why not,但這卻是彌爾自由理論中不可接受的結論。

行為效益主義拒絕如彌爾自由理論一類的絕對原則所帶來的批評,就是有時候效益最大的決定會與人的道德感情相悖。例如,殺死一個人可以救活五個人,或是為了治癒重大疾病,而必須讓少部分人接受痛苦不堪的人體實驗,在效益主義的最大幸福原理面前,這些作法似乎都是正當的,但卻與大多數人的道德感相衝突。這種支持「錯誤答案」(wrong answer)的論點使得效益主義被批評不尊重權利、正義等價值,但這種批評卻似乎是效益主義無可擺脫的原罪,畢竟效益主義原則拒絕權利或正義理論。

不過,面對彌爾的自由理論與行為效益主義間的齟齬,規則效益主義則試圖予以調和。

 

規則效益主義與絕對原則的調和

為了在效益主義與絕對原則間取得平衡,規則效益主義者嘗試以另一種方式看待權利、正義與倫理:

規則效益主義主張,透過接受特定的普遍性規則來指派特定權利給個人,長遠來說,生活在具有這種規則的社會中的大多數人會更快樂。

申言之,規則效益主義認為,以規則為基礎的系統之所以能導向最大化效益,一方面是因為人們對完整狀況的辨別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即使在某些情況下,人們有理由不遵守規則並認為接受其後果,但規則效益主義者們往往認為,人們的這些理由依然可能是錯誤的效益主義判斷。再者,若要說明規則效益主義為何能夠容納權利,我們必須考慮以下兩個區分:

(1)「本身具有內在價值的事物」與「具有工具性價值的事物」,而後者能夠引導我們獲取具有內在價值的事物,以及

(2)「在選擇踐行特定行動時適用效益主義原則」,與「在選擇多樣社會規則與實踐時適用效益主義原則」

這兩項區分告訴我們,規則效益主義之所以能夠容納所謂道德權利,是以將權利視為一種工具性價值的方式達成。第一項的區分指出了規則效益主義是將權利證立為一種工具性的理由,規則效益主義依然不接受權利本身具備終極或最終的好處(good),權利只是具備了衍伸的好處(derivative goods),即保護這些權利的價值在於它們引導我們找到效益主義認為真正有內在價值的東西-「幸福」,依據這些規則與權利的社會將會是一個更幸福的社會,在這一點上,規則效益主義符合效益主義拒絕絕對原則的根本立場。

第二項區分則化解了行為效益主義的缺陷,如果說國家可以為了普遍幸福而將人民用來做醫療實驗,儘管或許能獲得短暫的幸福,但長遠來看,生活在這一社會中的人們將會因為國家行為沒有可預測性而失去安全感,這樣的社會是不符合效益的。因此,規則效益主義接受了一些長遠來看能夠促進普遍幸福的社會規則與實踐來彌補這項問題,並能夠容納權利觀念在內。

Johnathan Riley支持規則效益主義能夠與彌爾的自由學說相容的論點。他認為,依照規則效益主義,透過間接設定的標準行事將能夠起到增加效益的結果,同時,也要求人們關注美德與意志的價值,並促使人們認識到不同人身上不同性格的價值,並以之為行動的指引,如此一來,建立一種效益主義式的自由主義理論便是可能的。

換句話說,Riley認為,彌爾沒有像邊沁等效益主義前輩一樣,主打個人幸福的機械式計算,反而是將公眾利益視為一種理想自由的標準,且無需透過集體行動就能清楚看見,他相信任何一個能夠理性思考的人都會看見並肯定這項自由的典範,即透過個人的自由選擇,每個人都將有機會發現屬於自己的幸福,進而獲得一種符合涉己行為自由的原則。在此一原則下,由於傷害原則與社會所支持的合理規則都有助於預防傷害的發生,並維護一個在自主行為範圍內人人都應該擁有的絕對自由的權利,因此可以與規則效益主義相容。

此外,Riley認為自由與社會多元論是構成個體性的條件,對於建構理想自由效益主義社會來說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因為人類不可能達到無謬(infallibility),因此,寬容多元的道德、美學意識與個性將是提升整體社會效益的關鍵,這一論證將多元價值論視為個體性的一項條件,也回應了價值多元論者的批評。

 

結語

論者試圖透過規則效益主義來調和彌爾自由理論與效益主義的水火不容的關係,而且似乎有其道理,但顯然並非所有人都接受這一論點。Joh Gray就指出,根據對彌爾其他著作的理解,彌爾應該不會是個規則效益主義者,理由在於彌爾在〈效益主義〉一文中所提到的這段話:

當我們說一件事是錯的時,我們的意思是說,一個人應當因為做了這件事而受到這樣或那樣的懲罰;即使不受法律的懲罰,也要受到其同胞輿論的懲罰。這一點似乎是道德與單純的有利性之間的區分真正的關鍵之處。

Gray指出,在引言中,彌爾表達了一個行為在道德上對錯的充分必要條件,應該歸諸於大眾的反感、預防該行為的傾向以及對該行為懊悔的性格上,而非仰賴於任何既定的社會規則。Gray甚至認為,即使說存在一條受到普遍遵守的社會規則,且遵守它能夠得出最好結果,並藉此區分出行為的道德對錯,但道德規範不僅僅是社會上既定的規則,甚至道德規範大都不是以社會規則的方式建立與實施的,而是關於情感態度與傾向的養成。

拒絕了規則效益主義的論點,Gray提出另一種關於效益主義的理解-間接效益主義(Indirect Utilitarianism),在本系列的下一篇中,我們再來討論。

 

參考文獻

Gray, John.(1996)Mill on Liberty:A Defence. 2nd Ed. London:Routledge.

Gray, John and Smith, G.W.(1991)Introduction. in John Gray and G.W. Smith Eds. J.S. Mill On Liberty in Focus, pp.1-20.

Murphy, Jeffrie G. and Coleman, Jules L. (1990)Philosophy of Law An Introduction to Jurisprudence. Revised Edition. London:Westview Press.

Nathanson, Stephen(2017)Act and Rule Utilitarianism, in IEP url: http://www.iep.utm.edu/util-a-r/

Riley, Johnathan.(1998)R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 Mill on Liberty. London: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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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很想請問一下您對最近的大陸女生(該女生是黨員)在社交網路上po文時使用「你支」(支那)結果被人肉,大量官方媒體寫文批判,學校回應會嚴肅處理的事情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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