雋永的「實用」辯論 － 念法理學為了什麼？

前些年以前，在日本一度有人倡導著「數學無用論」，其論點在於「那些我們在學校學的數學，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除了加減乘除之外，在社會上、工作上與生活上幾乎沒有什麼用處」，那麼與其讓大家在學校（尤指基本的國中小教育）學這些「沒有絲毫用處」的數學，不如就只要教學那些生活必需的四乘運算就好，其他的代數、三角函數云云的就留給那些需要的人另外去進修就好。

數學無用論的主張引起了正反不同的回應，支持者並不限於當年數學學不好的人（畢竟一個人數學不好除了數學本身之外，還有很多因素），但基本的出發點是一致的，就是「用不到」；反對者的論點則是認為即便有些數學在生活中幾乎用不到，但數學可以訓練你的思考，讓你的思考更有邏輯，我印象所及，在台灣相當知名的大前研一就是數學無用論的忠實反對者。

提數學無用論的爭議要幹嘛呢？除了喚醒一些人對學習數學的不好經驗外，這與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法理學無用論」無論在結構上還是論證上，在我看來，其實如出一撤。

 

法理學無用論的爭議

所謂「法理學無用論」，乃是統稱那些主張法理學不應或沒有理由一定要學習的論點，我將法理學無用論的基本陳述以下面的這個句子表示：

法理學的存在是有意義的，但由於欠缺某種重要的價值(x)，所以沒有理由要大家都學習

對於不同價值的強調，會構成不同的無用論論點，以當前多數無用論見解所環繞的基本論調：「考試又不會考、工作也用不到，幹嘛一定要列為必修叫大家學，即便沒學過我人生還是很順遂啊」來說，「實用性」這樣一種價值乃是無用論者的論證核心，而所謂「實用」意指的也就是某項事物「對人的生活、工作、生產的促進或運作有意義」的工具性格而言，這與數學無用論、哲學無用論或是各種無用論的論點一樣，都是試圖「以某一種知識是否具備足夠的工具性來界定應該/不應該學習」，亦即：

實用論證：法理學的存在是有意義的，不過因為在生活、工作上用不到或無法促進生產（實用），所以沒有理由要大家都學習。

為了限縮我們討論的對象，雖然其他的價值也能夠被提供來論證法理學無用論，例如，法理學的學習與法律做出正確的判斷無關（正確），所以沒有學習的理由等，但我們在此先割捨掉這些其他的無用論版本，只著重在這個實用論證。

現在，讓我們來考慮支持法理學應該學習或者有理由學習的「法理學有用論」的論點，與法理學無用論相對，它雖然「看似」是以更多元的角度來說明法理學的學習價值，但實際上殊途同歸，基本上，其論點就是：

1. 念法理學會讓你成為「比較好」的法律人（當然也不一定限於法律人），這一命題有各種變化形，但基本上講的都是同一件事：

(1) 念法理學會讓你的法律人生或工作有比較寬廣的視野

(2) 念法理學有助於你的抽象思考與論證能力

(3) 學習法理學讓你不再是法匠，而可以有不同角度的思考

(4) 考試是一回事，出社會後看的是你能如何多方向的思考，法理學正是提供這種能力的來源

…..

其實1.跟它的變化形，這些支持法理學學習的論據只不過是立基於對「實用」的一種更為廣泛的解釋，白話一點來說的話，就是在宣稱「對你的人生有幫助，但不一定是在生產的那方面，而是人格或思辨能力上的效率/促進，這也是一種『實用』」，但這樣的論點並沒辦法完全的反駁無用論者的主張，因為這類的論點只是藉由延伸了「實用」的各個方面來回答問題而已，更有甚者，這類的論據只是宣稱了法理學作為某些能力養成的必要條件而已，畢竟，要變成好的法律人，也「不一定」要有法理學。

進一步來說，關於1.的論點，端視於我們以什麼標準來判斷何謂「比較好的法律人」，學過法理學可能是變成比較好的法律人的必要條件，但並非一定要學過法理學才算是好的法律人，說不定學邏輯跟論證規則還更有可能成為「好的法律人」，舉例來說，1.的變化形(1)，其論點只說明了法理學作為一種選項，到底除了分析法哲學、女性主義法學、法律史等等這些在台灣被一概歸類為法理學的領域外，還有很多其他學科像社會學、會計、統計學、哲學或政治學等等的東西可以開展人的視野以及補充工作上的需要，更遑論其他學科的知識對法律人在論證上或思考上的能量補充可能並不亞於法理學，因此，在跨領域人材（以法律系來說就是科法所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成立）變成現在人人都想追求的目標時，為什麼許多法律人寧可選擇進修會計、犯罪學，甚至生物，但很少會選擇法理學？因為這種選擇的意義，並不一定意味著法理學無用（當然，在無用論眼中就是無用），而是法理學作為眾多選項中的一個，追求卓越的法律人依據他的最佳利益來作打算時，其他領域與法理學間就會發生競爭與排擠的可能。

從而，如果要辯駁「為什麼法律人會跑去外系上課，卻不想修法理學」的問題，支持1.這種法理學有用論的一派若繼續把焦點放在工具性、實用性的辯論或是以此出發檢討教學方式都無濟於事，因為法理學在這樣的論述下，只是一個眾人朝向他心中理想狀態的過程中的一個選項，反之，如果支持者可以提出把法理學作為法律人或好的法律人的充分條件的理由的話，那麼這個爭論至少可以減少一些，然而，初步看來，目前最有效率又能「合乎這種工具性論辯」的做法就是把法理學列入國考科目，如此一來，對於無用論者來說讀法理學至少具備了「他們意義下的實用性」，雖然法理學究其本質還是逃不掉「工作上用不到」的批評，不過在這個情況下，問題就會有些不太一樣，因為對於某些法律人來說，國考考法學英文甚至某些法科說不定也沒什麼工作上的用處，從而，只批評作為國考科目的法理學相對起來似乎就沒有太大意義，不如轉而去批評那些選擇考科、塑造法律人的考試目的還來得有意思。

更何況，如果法理學可以幫助法律人變好的話，那我們怎麼說那些法理學概念對法律人來說真的對於他們理解事物、案件甚至整個制度來說是有意義、有價值的？法理學的確可以提供法律人看待事物時的不同觀點，並且是提供一種更為抽象的、一般性的框架來讓法律人反思自己的制度與權力安排，但法理學並非唯一可以提供這種功能的學科，社會學、政治學、歷史甚至人類學都有可能有這種功能。

總的來說，法理學無用論的爭議到此只是正反雙方爭執著「什麼是『實用』」的一場辯論，無用論者極力的想把實用的意義限縮在他們所宣稱的範圍內，而支持法理學的人卻不斷要求要把法理學（可能的）學習成效納入實用的概念外延裡，這場辯論如果一直是在這個議題上爭執、爭奪對「實用是什麼」的定義權的話，那麼這始終會是場沒完沒了的爭論－這或許也是為什麼這種論辯會一而再的出現，因為雙方都沒有任何交集與最基礎的共識就要辯論誰的定義比較好，最後當然有是一次不歡而散、不了了之，直到下一次又有人提起….。

 

一個旁論

在結束對法理學無用論爭議的總括之前，我們可以看看另外一種論點，它認為：

2. 法理學是政策或者說是批判的層面，與不同於制定法，法理學可能是制定法的基礎或評價，但二者終究是獨立的，即便沒有法理學，制定法還是能夠運作；或者，法理學與制定法雖然沒有必要的關係，但沒有法理學，制定法即使能運作，也可能會因為欠缺理論能量而僵化。

有人說將政策與制定法的劃分本身就是一種法理學，但我覺得這種主張也沒什麼意思，這種劃分如果沒有特別限定的話，就只是一種分析問題的一般性方法，如同定義、分類這些方法一樣，在別的文章中已經有提過了類似的看法，其實2.就是要宣稱一件事：

2’：「以法釋義學為核心的對制定法的解釋適用與法理學間是相互獨立的關係」

或者

2″「以法釋義學為核心的對制定法的解釋適用與法理學間是沒有必然連結的關係」

如果要更限縮的話，我們將以上兩個命題限制在「大陸法系」這個前提上。

對於2’，我們可以簡單的回應道：

根據一個廣泛定義，法理學乃是研究「法律是什麼」的一門學科，又依據研究方法的不同，龐德（Roscoe Pound）認為可以再細分為「歷史性」（historical）、「分析性」（analytical）、「哲學性」（philosophical）與「社會學」（sociological）四種不同的向度（哈特 H.L.A. Hart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各個向度以其獨特的方式挖掘與理解「法律是什麼」的問題並相互影響，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雖然可能不是直接，但也間接透過對條文的解釋可能性、立法者的立法與法學者更具體化的對各個制定法條文或制度的學說理論，來影響對於制定法的解釋適用，因此，在這個意義下，3’所宣稱的「相互獨立」可能會產生問題，制定法的解釋適用與法理學間至少，在比較廣泛的意義上來說，不會是絕對的相互獨立。

例如，受到法理學理論影響的立法，在立法理由中宣示的目的或論點，就在當前的制定法解釋適用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即使解釋適用者並未察覺到那是法理學的影響使然，法理學還是以這種方式進入到宣稱獨立的法釋義學領域中。

2″的論點相對難以反駁，因為縱或法理學能夠以各種間接的方式影響制定法的解釋適用，2″的支持者至少可以有以下幾種回應：

(1)「這都是巧合罷了」

(2) 「制定法的解釋適用可以由法律人獨立的對文義進行客觀的解釋，既然如此，就當然可以不被法理學影響」

(3) 「法理學只是放在一旁等待解釋適用制定法的法官或法律人去取的理論資源，它是被用來工具性的運用的某種論證（就是攻擊防禦方法或是理由），而不是『法律』」

初步來看，我覺得以上三者所表達的意思其實差不多，的確，法理學的研究成果與制定法的解釋適用沒有必然的關聯，因為終究制定法的解釋適用很可能自成一套體系與邏輯，有其運作的方法，這樣一個似乎封閉的體系，可以也可以不要參照法理學對法律的考察，但這是在我們將法律的解釋適用與法理學兩個領域相區分這樣一個假設下才成立的，如果以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想法來看的話，其實制定法的解釋適用就是一個尋找對法律是什麼的最佳證立的過程，我們尋找原則並辯論最佳答案為何，就是在回答法理學的問題，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的話，那麼其實法理學跟法律的解釋適用其實反而是有著某種必然的關聯，在這樣的想法下，「法理學是裁判的沈默前言」這樣的說法就相當有道理，雖然這樣的見解並不是廣被接受的，不過，這或許會是法理學能有所突破的諸多路徑之一。

 

新的開始？

困在「實用」辯論的法理學無用論爭議中，我們該如何回答「法理學到底該不該是一門法律人都該學或有理由學習的科目？」面對這樣一個難題？或許我們應該重新想像一下，如果我們堅持要考慮實用的爭議的話，法理學大概真的只能以如上述的方式來為自己申辯，也就是宣稱學習法理學的理由有：

a. 法理學可以讓你變得更「好」

b. 最快速的做法，就是讓它成為國家考試的科目之一

這些我們在前面已經都討論過了，除了b.以外，它們試圖在說明法理學為什麼有學習的價值，但它仍然不足以說服大家為什麼法律人就應該學法理學，至於變成國家考試的科目，我認為這是最「取巧」的方式，同時我與一些意見不同的是，我並不會認為法理學變成考試科目的話就會庸俗化，或是「失去高貴的地位」，如果這種說法成立的話，那麼德國的國家考試有考基礎法學，為什麼就不見它們變得「庸俗」？如果外國國家考試有考法理學（或說基礎法學）這件事被認為是一種「法理學很重要」的理由的話，又為什麼要自打嘴巴說變成考試科目會使得這個科目庸俗化呢？況且，讓它變得庸俗化會不會反而是一件好的事情呢？這個問題倒是從沒有聽到討論，我認為法理學變成考試科目不一定會帶來什麼真正的對學科的災難，只不過，就像許多人對部門法的一知半解一樣，總會出現那些有名的補教老師寫出的摘要式參考書，這些參考書對考試帶來幫助，卻不能取代對一門學科經典的真正研讀，除非我們完全不能忍受大家對法理學一知半解，又為什麼不能忍受它作為考試科目時的「庸俗化」？此外，考試範圍難以限定或許才是真正要考慮的問題，至於如何改題給分就不太需要談了，現在的國家考試已經提供了一些素材來給大家反省。

如果我們不想屈服於純粹工具性的立場，這對法理學來說或許是更好的選項：

c. 法理學作為一種興趣

d. 法理學作為對「法律系統的無力」的反思

e. 法理學作為一種共識

關於c.，無論是個人興趣，或是追求真理的好奇心之類的，法理學能提供的或許是一種有意思的概念分析訓練或刺激，但大抵上也僅止於此，不會是一個強調大家都應該學習或是成為別人學習法理學的理由，畢竟自己出於個人動機所做的學習，雖然可以將此樂趣推薦給他人，但以「因為我對法理學有興趣、有熱誠，所以大家都該學學」，似乎就有點無理取鬧了。

至於d.，考夫曼（Arthur Kaufmann）在說明法律哲學與法釋義學時有這樣一段話：

依據 Kant 的說法，法釋義學是「純粹理性在現有理論架構上運作，而未先行批判它⾃⾝的能力」。 法釋義學論者以未經檢驗即視為真實的條件為前提，他「在現有的情況下」來思考。法釋義學論者不問法律「究竟」是什麼，也不問是否、在何種情況下、在什麼範圍內、以何種方式會有法律的認識。這並不必然意謂著，法釋義學論毫不批判地運作；但即使在它批判地思辨時，例如批判地檢驗一條法律規範，法釋義學論者總是在體系範圍內論證，也就是說，現行有效的體系並未被碰觸（即使是聯邦憲法法院也未曾依據⽴於法律秩序以外的「超實證法」來判決，如果真有這一種法律存在的話）。在法釋義學的範圍內這種態度是完全正當的，只有當它將超體系導向法律哲學之⾮釋義學思考⽅式認為是不必要、「純理論」或甚至認為不科學且不理性的而拒絕時，法釋義學才會變得可疑。（中譯引自Arthur Kaufmann著，劉幸義等譯，《法律哲學》，原文稱「法釋義學」為「法律信條論」，不過法釋義學作為當今通用的術語，所以我將信條論的部分一律改成法釋義學）

簡單來說，就是法釋義學可以自成一套體系，並在體系內自我批判，但它終究沒有顛覆或挑戰它自身，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前陣子相當炙手可熱的法治、公民不服從等這類的概念，這些概念之所以重要，除了與重要社會議題有關係（或是跟那時候的研究所考試有關係）之外，更重要的，是它點出了法釋義學在面對這些挑戰體制的問題時的無力，而這也是為什麼考夫曼會說法釋義學拒絕非釋義學時會顯得可疑的一種原因，總之，法釋義學囿限於整個實證法體系，再怎麼反省都只是內部的辯證，法理學在此不僅對於突破法釋義學的無力提供力量外，更是一種法律人對於自己身處的法律制度的反思的可能，或許，法理學作為一種自發地反思，或是一種學術樂趣，反而是它所能處的更好的位子。

最後，關於e.，法理學，雖然我在此沒有把法理學的內涵做嚴格的界定，不過，法理學如果它的價值可以根基於它可以作為眾人或法律人間對於法律制度的一種共識或理念的話，或許法理學可以發現他更有發揮力道的地方，關於此，顏厥安老師在〈大學共同必修科目之規定是否抵觸學術自由〉一文的後記中有一段話或許可以表達這樣的想法：

其實一句「學術自由」的背後包含了多少政治、社會、歷史與哲學的豐富意涵及制度實踐的諸多經驗，原本就不是任何文獻所能窮盡。此等背景理解並不屬於法釋義學（Rechtsdogmatik）的範圍，而是Georg Gadamer及Josef Esser所談之先解（Vorverstand-nis），或John Rawls所提的Deeper Bases of Argument，或Ronald Dworkin所謂的background morality。如果一國的知識份子竟然缺乏這個層次的反省與共識，那我們就不得不懷疑該國之法律體制是否處於某種分裂狀態。這絕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而此種分裂所導致的重大爭議，也必定會段出現在各種不同層次的立法、行政實務及司法判決中。借用並發揮Hart的觀念，這就是在危機中的承認規則（rule of recognition in crisis）。檢察官羈押權之爭、蘇建和等三死刑犯的問題、教師管教權問題等等，只是其中的著例。台灣的法文化在政治解嚴後，反倒遭到了空前的挑戰，而且相當程度還是由法律人所自行造成的。由此亦可見到長年抄襲（這其實談不上繼受）外國之法條與法學，而忽略法文化中之法律史、法理學政治哲學與倫理學等層面，所形成的嚴重後果。缺乏了這種深層的共識信念，則任何浮面的法學理論都可用來精巧的為各種當權利益服務。畢竟法釋義學也只是價值信念與觀點的法制度性技術表達，因此，法律人當然不能不嫻熟法釋義學。但如果抽調了價值觀點的考察，就等於有身體而無靈魂。（顏厥安，〈大學共同必修科目之規定是否抵觸學術自由〉，收錄於《法與實踐理性》，頁411。）

法理學扮演的角色可以是法律人，甚至是知識份子們對於法律制度的善惡與優劣的判斷以及對於整個制度安排的最基礎共識，例如，民主與法治在我國就一直欠缺足夠的知識傳遞與基礎，以致於最終淪為政治人物的無意義的口號，以及法律人常常只把眼光放在「先進的」外國立法例，卻又只抄到形式忽略實質，這都可以借助法理學的學習來建立對當前台灣政治與法律制度的安排的共同信念－法理學不一定非要是「工具」，非要追求怎麼樣的實用性，但它就像我們對當前政治秩序所應該抱持的基本常識一樣，是社群中每個人都應該有基本的立場與信念。

 

結語

對於法理學無用論的爭議，以上是在我初步的理解下所給出的一些想法，有些議題可能被我忽略了，有些解讀可能不是那麼完善，但我想，其實這一切爭議追根究底，與法律系長年以來「考試領導教學」的現象有一定的關聯－只有國考要考的才有念的價值、寧可去上補習班不願意到課堂上上課（除非老師會在國考中出題），正如有人開玩笑說，法律人哪有什麼臺大、北大或東吳之分，所有的法律人都是保大（保成）與高大（高點）畢業的，所言甚是，考試不是錯，公務員、律師都是生涯規劃的選項，但若是只汲汲營營於考試，其他什麼都「看不起」，就不會是個良好的態度了－想必這一點不會有人反對。

我在這篇文章做的工作，除了是想要對法理學無用論爭議做一初步的（可能有點不成熟的）分析，並試著看清楚為什麼這個爭議一直以來都毫無成果，流於各說各話，也試著從另外的角度來看看法理學的價值何在，提出一些看法，至於法理學無用論的另一個爭議：「到底要不要列入必修」，我認為這不單單涉及課程委員會到底怎麼想像「法律人養成的必須條件」（或許有人不認為課程委員會有那麼講理，那麼就是課程委員會所做的政治性決定或權威判斷，我們無從置喙）也關乎於到底學校想要培養什麼樣的人才（實務人士、學者專家還是？），也有看法提到法理學會不會是法律人的「基礎教育」？但我從前面我所提到的「法理學與法釋義學沒有必然關聯」這樣的命題出發，在長年以法釋義學為教學重心（甚至是唯一重心）的台灣法學教育裡，法理學似乎除了法學方法論外，其他部分似乎是可有可無的，從而，要列為基礎教育可能還需要更好的理由。

最後，至少我初步的看法認為，除了課程委員會與學校的教育目的外，法理學要從以「工具性」的角度找到自身「非是必修不可」的理由似乎有些困難，當然，不排除有我尚未想到的更好的理由存在，不過，如果要接受變成選修的事實，又要獲得眾多選課人數的話，法理學這門課或許要考慮將自身放到更大的「市場」上來衡量自己如何與其他基礎學科相競爭或是區別出自身的獨特與必要性，從而，怎麼讓自己成為學生願意接觸的科目或者法理學要如何為法釋義學提供有價值的反思等等，都會是接下來可能討論的範圍，礙於篇幅，這部分的討論就不繼續下去，我們在前面的一些看法或許可以提供大家參考。